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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差异与环境正义——基于上海市社区调查的研究

发布日期:2022-05-12 07:12   来源:未知   阅读:

  Rachel Carson在她的《寂静的春天》一书中讲述了一个关于鹰隼的故事,农村地区由于化学物质引起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改变使得死亡正发生在他们的后院,啄食了被杀虫剂污染的昆虫和植物的鸟正在死去,人们用来对付有害昆虫的技术最终竟对准了自己(Rachel Carson,1962)。自从这本书发表以来,西方国家以至全球范围内对于环境的关心显著增长。恰如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在本书前言中写的那样:“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1]

  工业社会的迅速发展催生了对原材料的巨大需求,对于自然资源掠夺式的使用也使环境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浪费。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的第三波环保运动,既是对二战后第二次科技革命和大众消费来临后资源环境不断恶化结果的反思,也是中产阶级形成后对健康生活环境的迫切需求。[2]这场由知识层推动的大众化运动使得治理的重心开始转向环境污染,环境质量开始越来越多地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城市是人类活动的地理聚集地,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城市社会与经济的集聚优势在激发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考验环境承载力的可持续性。[3]某些社区的特质会造成城市区域生活环境的风险程度高于其他社区。这些因素包括:社区结构、族群状况、经济地位、居住流动性等等。[4] 城市环境的某些方面也会促使社会的无组织性和个体关系的疏远。[5][6] 对于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的思考意味着必须采取严格的措施来缓解现存的问题,并为城市的一个更美好的未来铺平道路。正如里约热内卢会议上达成的《21世纪议程》所倡导的:必须把更多的城市栖息地问题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这就意味着,必须根据可量化指标收集足够的有关可持续栖息地(社区)和城市主动行为的信息。通过把人类居住地存在的问题放在中心位置,其他相关领域(比如城市经济、社会设施、交通等)就会自然显现。[7]可以说,环境问题不仅仅是生态问题、经济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我国在1979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又明确将环境保护确定为基本国策。[8]近几年来,生态文明建设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2014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以高票通过了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

  环境正义和环境不平等一直是环境社会学比较关心的概念。美国联邦环保署在1992年发布的《环境公平:为所有社区减少风险》中关于环境正义的理解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9]“环境正义”界定为“对于环境法令、法规及政策的制定、实施及执行,不同种族、肤色、来源国及收入之人们均能获得公平之待遇和有效之参与”。公正之待遇意味着不同种族、肤色、来源国及收入之人们均衡地承担由于工业、市政、商业运作或是执行联邦、州、地方或土著的项目和政策所造成的环境负担。[10]环境正义指向的是一个特定群体不成比例地受到环境危害的影响的合理性,而环境不平等的一个具体形式就是表现为环境的种族主义,一些少数群体遭受比其他群体更严重的环境风险。[11][12]

  环境正义运动发端于1978年的爱河事件和1982年沃伦抗议,直接起因于环境风险的不公平分配这一社会现实,首次把种族、贫困和工业废物的环境后果联系在一起。位于纽约上城尼加拉瓜瀑布附近的爱河原本是富人区中工薪阶层的小天地,周围有数百间房屋和一间学校。碰巧当地一家公司原本埋在地下的2.1万吨有毒工业废料露出了地面。几年后,废料开始从各家后院和酒窖冒出。到1978年问题已经无法避免,数百个家庭将房子卖给联邦政府并撤离该地区。这场灾难导致了1980年联邦政府通过超级基金计划,以帮助清理该地区的有毒废料。而另一场社区居民自发组织对于有害污染物的抗议运动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沃伦县上演,500多名示威者由于试图阻止填埋场的施工而遭到逮捕。这也促发了美国社会环境暴露高风险者抗争行动的序幕。而1980年代发生在新泽西的一个小城的抗议活动也引发另一场邻避效应(Not In My Back Yard,NIMBY)。投资商和设计师介绍完预期在社区建设的小学之后,社区代表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们认为学校的选址存在严重问题,一旦建成将对社区交通形成巨大压力,并危及社区居民生命安全,最后引发了社会公众的巨大反响。

  此后不久,一系列关于种族、社区和污染物地理分布相关的调查研究如火如荼地开展。美国审计总署1983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美国南部一些州,虽然黑人占比仅为20%,却有四分之三的工业有毒废料填埋场设在黑人社区附近。随后关于废气工厂地理分布的研究被进一步扩大。美国联合基督教会种族正义委员会发布的《有毒废弃物与种族》的报告指出了美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社区长期以来不成比例地被选为有毒废弃物的最终处理地点。[13]1990年,Bryant和Mohai在密西根大学组织了一个“种族和环境危害发生率”的会议,通过科学的论证和收集大量翔实的经验材料后确认了黑人社区与废弃污染地之间存在相关,黑人往往成为环境高暴露风险的受害者。[14][15][16]布勒德在1990年出版的《美国南部的垃圾倾倒:种族、阶层和环境质量》成为关于美国环境种族主义的第一个主流研究。研究发现:五分之三的黑人生活的社区有废水排放,60%(大约1500万)的黑人生活在这些社区里。广告废料和污染品中的五分之三被堆砌在黑人和拉丁裔占主流的社区周边。布勒德不仅看到这种环境种族主义的倾向,还开创性地考虑到当地社区环境种族主义的社会和心理影响机制。[17]1991年第一次全国有色人种环境领导大会在华盛顿召开,环境正义者们开始将目光首次转移到保证公共健康的条件,而不是远离社区的荒野和森林。[18]

  90年代以后,关于不同环境风险维度的细致性研究开始兴起,环境不公正与社会经济地位紧密相连,尤其是跟种族、阶层联系密切。[19]少数族裔、低收入阶层等更多地生活在有害的环境中,他们居住的社区通常有着较多的污染型工业。[20]还有学者从污染设施分布、暴露于污染物情况和污染对健康的影响三个方面考察了环境不公平现象。大量的调查数据也表明在危险废物处理和储存设施分布对于社区居民的影响上,少数族群总是显而易见的受害者。[21]

  随着这种环境不平等被公众所认识,大量政府机构和草根组织涌现,对不同群体承担不公正环境风险的现状进行积极干预,共同致力于为美国社会建构一套公正的环境体系。但是,在看似轰轰烈烈改善环境正义的表面之下,却依然不能改变暴露风险不公正分布的现实。在环境治理方面,比起黑人、西班牙裔和其他少数族裔社区,白人社区会得到更快的行动、获得更好的成效。这种不平等的保护往往与社区的贫富没有任何关联,而使得有色群体成为高暴露风险的可靠指标。来自美国国家法律期刊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种结论,有色族裔一直处在工业污染影响的不公正区别的境地,环境决策者们的一系列决策及其执行过程也将他们置于一种特殊风险中。

  大都市中,城市发展、居住隔离以及环境政策限制了流动性,有限的邻里选择和工作机会的减少都使得特定群体不得不接受所处环境的暴露风险。恰如Bullard在《21世纪的环境正义:种族依旧重要》一文中大声疾呼的,伴随着经济增长在分配公共利益和公共负担的进程中,种族依旧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这种歧视的根源是根深蒂固的并且很难消除。[22]对于大多数的少数族群来说,尽管可以通过额外的教育、收入和职业提升等措施降低居住隔离的状况,但是对于黑人来说,绝对多数还是聚集在一起。无论他们的职业、收入水平如何,都被紧紧地与高犯罪率、低下的教育体系、高死亡率等联系在一起,在环境方面承担着更多的暴露风险。[23]从西方的经验来说,随着城市制造业的向外逃离,大量工作机会丧失,对生活在城市底层社区的人们来说,改善生活环境的可能基本没有。同时污染企业也在不断谋求继续存活的机会,政府基于城市发展的行为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时也会使得这种风险暴露成为持续性的社会现象。对于土地的使用、污染物处置地的选择和住房政策的限制等不平等机制被制度性的固化在城市区域划分的形态之中,使得黑人和少数族裔群体无法彻底摆脱环境不平等带来的暴露风险。就此而言,NIMBY运动更有可能成为一场PIBBY(place in black’s back yard)运动,黑人和黑人社区将继续面临更大的环境不平等的境遇。

  从既有的研究来看,国内关于风险暴露的系统调查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地区层面,学者们主要侧重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的不平等。陆宇嘉从中国环境污染现实出发,采用Gini、泰尔T指数和泰尔L指数三类不平等指标工具度量和分解了以工业污染排放为主体的地区环境不平等,研究发现城市化程度较高、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环境不平等程度高于城市化程度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环境不平等程度,中国的地区环境总体不平等主要来自于区域内部差异,而区域内部不平等主要来自于东部城市地区内各省市差异的贡献。[24]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环境不平等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这种不平等表现在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大量物质利益来源于对农村地区自然资源和能源的掠夺性开发,而因此产生的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的恶果却主要让广大农民来承担。[25]龚文娟在2014年发表的一文中基于北京、重庆和厦门三地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影响的调查数据指出,低受教育程度、低收入、低房产价值、农村户籍和居住在农村社区的居民遭受的环境风险,高于高受教育程度、较高收入、拥有较高价值房产、非农户籍和居住在城市的城市社区居民。[26]祁毓等用时代交叠模型,将个体特征数据与地市污染数据有机嵌套,发现环境污染是影响健康不平等的重要传导机制,由于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人规避环境风险的能力不同,环境污染引致差异化的暴露水平构成社会不平等的新来源。[27]此外,还有一些学者通过量化手段对环境意识进行了测量。洪大用基于2003年全国城市居民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状况,指出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水平与其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以及居住地等有关。同时,他也指出现有研究更多地关注公众的社会、经济特征(如性别、年龄及受教育程度等)对环境关心的影响,而忽视所在社区宏观层次的变量。[28][29]

  通过上述的讨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环境问题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问题的延伸,不同的人在环境利益与负担的分配上,有着显著的差异。受益者主要是强势群体,即主流民族或种族、富人、城市居民等。相应地,受害者则主要是,即边缘民族或种族、贫民、农民等。[30]同时,在群体层面上的环境不平等也有各种表现,比如城市中低收入群体住在污染严重地区的概率明显高于高收入群体。

  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环境因素包含在内的社会失序是构成社会问题的重要来源,环境不平等显然应该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引起重视。[31]在这一分析过程中,社区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分析单位之一。[32]

  对于环境不平等的解释主要有两种理论视角。一种是理性选择理论。这种观点会认为市场是环境风险分配的风向标,工业选址和居民选择居住地都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具有地价低、较低的污染损失赔偿等特征的社区,往往能吸引污染企业选址或更容易受到环境不公正的侵害,而这种社区也往往呈现更糟糕的建筑格局和拥挤程度,缺乏适当的整洁度和安全感。另外一种是种族主义视角。制度化的种族主义会认为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才是影响环境风险分配的主要因素。更进一步,种族、社会经济地位、个体所处的社会网络和可动员的社会资本、所属社区总体资本存量等要素都可能对个体是否遭遇环境风险及遭受何种程度的风险产生影响,同时这种社区往往更吸引穷人和低收入的外来流动人口来就业和聚居,而社会中的中上层则逃离这些地区,由此造成了人群不成比例地承担环境风险的局面。

  基于上述两种理论视角,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方面,社区特征的差异会面临不同的环境暴露风险;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社区里人口结构(隔离特征)是造成环境不平等的重要预测指标,越是集中的社区面临着更为糟糕的暴露风险。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本文的核心假设:在中国当今的城市中,作为的外来人口,他们聚居的社区同时也与各种环境暴露风险高度相关。

  我们分析的数据来自2014年上海大学“数据科学与大都市研究中心”的《上海大都市社区调查》(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简称SUNS)。该调查采用“三个层次,整体设计”的模式,抽取上海10%的村居作为村居层面的调查样本,分别对村居委会、物业公司、业委会、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进行独立的问卷调查。该调查对于理解特大城市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村居委会问卷包含了社区基本信息,如人口、住房、公共设施和社区环境等,社区治理、社区服务等方面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物业公司问卷涉及小区综合管理和日常运作情况;业委会问卷提供了关于小区房价和建造年份信息;社会组织问卷则可以帮助了解社区参与和社区组织情况。本次调查共通过随机抽样得到570个村居样本,其中徐汇区29个,虹口区24个,黄浦区19个,静安区7个,杨浦区38个,普陀区26个,闸北区19个,长宁区19个,嘉定区33个,金山区22个,宝山区45个,浦东新区121个,闵行区54个,崇明县34个,奉贤区26个,青浦区26个,松江区28个,因村居合并、撤销等原因,实际完成540个村居样本,我们最终得到540个有效样本,其中村居委会有385个。具体分布如图1。

  本文要研究的是风险暴露的差异。关于风险暴露,上海大都市社区调查问卷中有独立模块专门测量了社区环境情况:社区附近夏季河流是否有异味;社区垃圾桶附近是否有渗滤液溢出;社区附近餐饮业单位是否有污水无组织排放;社区附近是否存在工业生产单位产生的大气污染源;社区附近餐饮业单位的油烟是否影响居民生活;社区附近夜间流动烧烤摊是否有烟气;社区附近是否存在交通噪声污染;社区附近是否存在工业噪声源;社区附近商业设施(如KTV、餐饮业等)是否存在社会噪声源;社区附近便民设施是否存在广场舞噪声扰民情况。我们将这些变量进行累计加总(1=有,0=没有),获取一个社区风险暴露程度的指数,共计10分,分值越大表明暴露风险越高。风险暴露平均值为2.41分,最小值为0分,最大值为9分。

  居住隔离或空间分异是本文分析的核心自变量,它指在肤色、户籍、职业、教育水平、生活习惯、文化水平、财富差异等人口特征基础上区分开的人群。[33]涂尔干早就深刻地指出:一个特定的社会里都以同样的方式体现着空间,各个地区不同的情感价值使得空间具有了不同的品质,空间可以根据源于社会的标准进行划分,空间安排会折射出主导性的社会组织模式。[34]一旦空间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自然会呈现排他性,即不同主体不可能同时占据同一空间。同时,空间是被分割性使用,各个部分有自己的边界,空间的宽窄会对社会产生影响。空间也使其中的内容被固定化,并形成特定的关系形式,空间中群体流动的可能性或隔离程度与社会分化存在深刻关系。1920年代兴起的芝加哥学派将城市社会学的更多议题聚焦在空间分析和居住隔离问题上。[35]伯吉斯在1925年创立了同心圆理论,来解释和描述城市中不同区域不同住房中人们相互隔离的现象。不同社会群体受到非人格的经济力量而形成一个包括集中、分散、隔离、入侵的竞争过程,最终形成不同人群的聚居与风险模式。伯吉斯之后的人文区位学家对同心圆理论进行了大量的检验和补充发展。如霍伊特提出的空间结构的扇形模式、哈里斯和厄尔曼提出的更为精细的多核心模式。通过这些空间结构的分布,使得我们对于空间背后不同的社会群体进行分析得以可能。不同特性的居民在同一城市中往往聚居在不同空间范围内,从而形成一种居住分化甚至隔离的状况。[36]

  不同的指数被用来测量分异状况,尤其是城市居住的隔离情况。[37]本文选择最为常用的分异指数D来研究居住群体的均质性。考察城市社区的居住均匀分布需要在空间上定位少数群体的比例,但分异指数D一般只衡量隔离的整体情况,且存在许多局限性,学者继而采用了局部分异指数,分异指数分为整体(Global)分异指数和局部(Local)分异指数,研究城市内部不同区域单位的隔离情况。[38][39]所以,本文将采用改进的局部分异指数测量,这能清晰地看出更小区域内的居住分异。

  xi和yi分别是区域单元i中群体1和群体2的人数,X和Y分别是全市群体1和群体2的总人数。Di指数表现的是区域i内两个群体的相互居住隔离程度,其取值范围从-100到100。取值为0,则表示两个群体人数按全市人口比例在本居住单元内均匀分布。也就是说,群体1在本区域单元内见到群体2的概率,和在全市范围内群体1见到群体2的概率是一样的。局部居住的分异指数若是大于0,则意味本社区区域内此要素比相对的群体更加聚居,或者说是超配,本文分别以外来人口和少数民族作为研究对象,计算出分异指数。此单元局部分异指数大于0,则意味着在这个社区外来人口或少数民族占其总数比例高于户籍人口占全市户籍人口比例。

  在社区层面,有两类控制变量,第一类是社区基本特征情况。首先是社区的建造年份、社区所属区域(中心城区、近郊、远郊)和社区类型。其中,社区类型我们分为6类:棚户区和未改造老城区、老公房、售后公房、普通商品房、高档住宅、拆迁安置住房,分别计算每个村居委会每类住房类型的比例。其次,通过访问员观察,我们获取社区的经济状况、社区整洁程度等信息。这些变量是1~7的连续性变量,其中分值愈大表明经济状况越好,整体环境更整洁。同时,我们将村居委会过去5年获得的奖状数以及村居委会年度总收入、村居委会主任是否一肩挑、社区是否有环保组织也纳入对于社区的控制变量,两者均为连续性变量。第二类是社区人口结构变量。这包括社区里80岁以上人数占比、低保家庭和失独家庭占比数。这些变量构成了社区层次的人口结构状况。表1是本文所涉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村居委会层面,绝大多数居委会在成立时间、经济状况、整洁程度等分布较为均匀合理,但是在总收入方面,村居委会之间的能力存在极大的不平衡。低保家庭、失独家庭和老年人比例离散程度较小。

  表2为OLS回归模型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在控制社区人口结构变量以后,外来人口的聚居地更容易遭受暴露风险(模型1);由于外地人与本地居民之间在风险暴露方面存在结构性差异,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继续纳入社区基本特征变量。结果显示,社区特征对因变量的影响不大,外来人口对暴露风险的影响依然存在(模型2),系数也上升了约0.02,模型的解释力也大大提升。我们进一步把所有变量放入模型(模型3),结果发现外来人口分异指数与风险暴露水平的关系显著,这表明暴露风险对外地人非常敏感,外来人口聚集每增加1个单位,社区面临的风险就增加0.13个单位。少数民族、老年人和幼儿等其他与暴露风险没有直接的相关性,环境不平等仅仅发生在外地人群体中。此外,其他社区特征指标都不显著,说明社区经济地位和属性指标对于社区面临暴露风险没有很好的预测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社区有环保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于暴露风险的危害,社区拥有环保组织每增加1个单位,社区面临的暴露风险减少0.39个单位。

  英国理论家布莱恩巴里曾提出,任何正义理论的核心问题都是对于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辩护,在我们的社会里存在着的政治、社会地位以及在经济资源支配方面的巨大不平等。故此,平等原则是社会政治以及经济领域最基本的分配原则,而社会上所能容忍的不平等是那些处于不利状况的、处境最差的获利的不平等,其目的也是为了使那些不利群体最终能达到和所有人同样的水平。[40]政府和市场都可能会存在一种理性选择,也就是说越是弱势的社区缺乏政治影响力和资源动员能力,因此往往成为一些环境污染的处理地,而长期暴露环境风险中不仅会危害当地居民的健康,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同时对于特定族群的民权造成严重的危害。由于这种暴露风险的不公正分配,致使居住地社区陷入一种极其恶劣的贫困基因中,不仅使得弱势族群成为环境污染的最易受害者,这些社区也逐渐成为资本和政府双向抛弃的罪恶之地。[41]

  就中国的经验研究来看,环境正义问题与区域、城乡、社会阶层等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于城乡而言,普遍的做法是将污染严重的工业产业向城郊转移,目的在于保证城市良好的生态环境,而这种保护却是牺牲农村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的。对于区域而言,资源充足的不发达地区将自然物产源源不断地送往发达地区,使发达地区积蓄了发展的能力,但不发达地区却从来没有得到发达地区的充分补偿。对于社会阶层而言,表现在富裕人群的人均资源消耗量远大于贫困人口人均资源消耗量,而在承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危害上比例却相反。本文通过模型发现,在特大城市,外地人越多的社区面临更高的暴露风险。结果证明了环境不平等问题在城市内部,尤其在社区层面,同样存在并急需引起关注,就上海而言,这种不平等主要体现在外来人口和本地人之间的差异上。值得讨论的是,这种环境风险是否会因为社区里的人团结组织起来(成立环保组织)来得到应对。还是说相对于外来人集中的社区,本地人社区更容易形成抵制性力量,抑或者是恰恰相反。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本研究只能呈现这种社区暴露风险与族群关系之间的相关性,仅仅是一种描述性解释,而非一种严格的因果性解释。同时,这种暴露风险在分配过程中的不平等机制也很难用数据来进行呈现,对于不同类型的暴露风险在社区层次上的差异也有待进行更深入的解释和论述。

  [8] 佚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J].环境保护,19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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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祁毓,卢洪友.污染、健康与不平等——跨越“环境健康贫困”陷阱[J].管理世界,2015(9).

  [28]洪大用.环境关心的测量:NEP量表在中国的应用评估[J].社会,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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